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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来《瞻对》

第九章

民初的瞻化县

  赵尔丰驱逐瞻对藏官后情形如何?

  瞻对设县后,第一个举措就是改名怀柔县,这其实很是名实不符。有清一代,对瞻对,先后数次强力征讨,战后,又没有什么真正于民生有利的怀柔革新之举。设县后,却发现河北省已经有了一个怀柔县,为避同名的麻烦,又将县名改为瞻化。

  瞻是旧地名中的一个字,“化”,全然是个汉字,组合起来,其意思是十分明白的。但如何“化”来,却是一篇复杂的头绪繁多的大文章。

  整个民国年间,甘孜德格一带的康区北部变化频仍,地不当要道的瞻化没有什么大事,就不大见于官方史料的记载了。1992年编修的《新龙县志》,对民国时期记载也相当简略,如下:

  “民国元年,1912年8月,改怀柔县为瞻化县。

  “民国二年,1913年,驻县军队开采甲斯孔、麦科沙金矿。

  “民国五年,1916年8月设上瞻、下瞻、河东、河西四个总保。”

  最后一条因为关涉民国初期社会组织情形,值得细说一下。在藏官统治瞻对的三十余年中,西藏方面除派来少量驻军和有限的几位官员外,还是依靠地方豪强施行统治。其方法是百户人家左右划为一个行政单位,委派一名当地有影响有势力的头人征收赋税,催办差役,并负责地方治安。这些头人还有一个重要职责,就是到藏官驻瞻对衙门轮流当差,一面保证衙门安全,一面向下传递驻瞻藏官的种种命令。民国后,除了县政府有一名知事主持和少量驻军,政令施行还是依靠当地有势力的豪强。主要措施就是将全县划为四个行政区,行政首脑叫作总保。这四名总保都委任当地有势力有威信者出任。金庸小说

  如此地方上绵延千百年弱肉强食的局面并未获改观,很多时候,老百姓仍然不能安居乐业,从事农牧生产。“民国七年,1918年8月,麦科哇西麦巴与然勒阿戈两部落发生纠纷,哇西麦巴头人麦巴龙洛率五百户,畜三万余集体迁逃阿坝今红原一带。”

  “民国十一年,1922年,川边镇守使署改四总为区,即河东区、河西区、上瞻区、下瞻区。并以区为保,各委保长管理。”出任保长,依然是当地豪强。

  “民国十九年,1930年4月,改瞻对县知事为县长。张楷任第一任县长。”

  关于此时瞻化县的各方面情形,任乃强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当时当地的详尽记录,可以使我们一窥民国后瞻化一县的具体社会状况。1924年,任先生受刘文辉主持的川康边防指挥部之邀,以边务视察员身份,以一年时间对原川边土司地面新设各县进行考察。所到各县,绘制实在测绘地图一幅,编写视察报告一篇。其调查报告第七号,即为《瞻化县视察报告》。

  先说生产。任乃强先生以治藏区史地著称于世,却毕业于北平农业专门学校。所以,所过之处,特别留意当地生产状况。视察报告说,瞻对地方地处雅砻江河谷,地质与气候条件适合许多植物生长。他说,瞻化当地人“顽固守旧,饱则酣嬉,饥则劫掠,从无趋时厚生之志,故地利不能尽也。诚使诸夷向化,劝农得人,则此县产业,有可改善者三事”。

  第一是“为治果园”,如梨、胡桃、葡萄、苹果等类。“以瞻化地候土宜言,并极相宜。目前瞻化竟无果种,此可叹也”。

  第二条关于牧业。略过。

  第三条,“为增加农产品。瞻化山地,甚宜马铃薯。河谷宜果、瓜、葱、薤、菘、蓝之属。凡康区所能种者,瞻对无不宜。然马铃薯及葱,购自道孚,余物购自甘孜,始得入口。昔番人简陋,糌粑、酥油、牛肉外,一无所需。农作简单,固无不可;近年诸番渐染汉习,口腹之欲日侈,则增加农产品,实满足人生第一要义也”。

  不只生产极其落后,商业也极不发达。

  任先生报告中说:“瞻化县治,仅民户五十家,又无喇嘛寺在其附近,故无商业。民户少则货品滞销,无喇嘛寺则小贩无从借贷资本也。前数年此处扎有汉军,各种小贩亦较多。近则仅存茶布店二家,营业亦甚寥寥。此处各村落,概无商店,亦无市集。……每年仅恃绒坝岔(其地在甘孜)之挑担行商,游走各村,贸易日常用品。又有汉商一二家,游走各乡,零购麝香等山货而已。”

  手工业,“瞻化亦无工业,县治仅有铁匠一家,兼铸金银饰品,成器拙劣”。

  在此条件下,当地人“自奉甚俭。虽大富贵人家,被一布面羊裘,饮食亦酥茶、糌粑、牛肉而已。除茶叶外,甚少使用外来货品,无治生增财之欲。男子闲放终岁,急则劫人。得余一日用,则沽酒沉醉以为常。女子理家政,善织羊毛。少有积蓄,则布施喇嘛”。

  社会生产生活状况如此,新设不久的县知事又如何管理这个地方?

  “然瞻对征服未久,西康吏治已坏。历任官吏,言行阒茸(低劣、卑贱),渐为诸番所轻。渐复纵肆不受约束。官吏多欲无刚,因循日甚,延至近年,已成千疮百孔之局矣。”局面到了什么程度呢?任先生记有一位叫张绰的县知事,在瞻化任一县之长三年,却弄得自己时常担心断炊,“诸事委之四瞻头人,划诺而已”。

  但这样的官还算是好官,因为这个县官“悉夷情”,了解当地民情风习,“能以小惠结诸夷酋欢,亦不曾枉取民财,故虽威令不行,而夷无间语。其长在官守无伤,其弊在官权日替,此固近世边吏之通病,未足责张一人也”。这是说,不贪不腐,不欺压百姓,已是好官了。至于说,在其位却不能有所作为,这是普遍现象,不只是瞻化一县的官长而已。

  不过,任先生到瞻化时,这位县知事已经离任。新任知事张楷,“豪宕有干才,在边日久,亦悉夷情,而驾驭手腕,超越前张知事百倍,莅瞻数月,百废俱举”。

  首先,命令此前委任为总保的四位当地豪酋“轮值县署候差”,其意自然是让他们明白权力所来,树立政府权威。

  其次,以前因官吏因循无能,更加当地民风强悍,应缴粮税历年都不能征齐,张楷到任后,除一个叫大盖的地方因案件纠缠未缴外,“余皆于十月以前一律扫纳”。当时瞻化全县4区48村4578户,年征粮1300余石,对牧民征收牲税折藏银6492元。民国十六年,又新增两项税收。屠税年收入300藏银,酒税年收200藏银。

  再次,“县署旧虽养有土兵,全属徒手,张至饬各区总保借快枪五支,子弹百粒,发土兵使用,军容整然”。

  更重要的是,“大小案件不假头人办理,虽其间亦有不能办动者,尚无委曲迁就、堕损官威之迹”。

  也就是说,以前那些县官,并不亲自办理境内大小案件,以致政府形同虚设。原因其来有自。“昔藏官管理瞻对日,择各村豪强枭杰者,予以代本名义……藏官鱼肉百姓,全借代本力。代本亦借藏官威势,钳制其村民。瞻对村落散漫,民性慓狡,欲以一官管理之,非此法不能有效也。”

  民国以还,“设治以来,仍选四区中代本之尤有势力名望者,任为总保,使管诸百姓。废代本名义,另委村长。然各代本势力养成,非空言所能剥落,村长供其役使而已。只因无名分接近官府,初不能不屈身总保之下。积之既久,前各代本或变为总保之小头人,或因渐得接近官府,遂与总保抗立……官府反或为其所制也。”

  文化教育方面,更处于艰难的初创时期。

  民国后,在瞻化设立国民学校一所,但仅有县治所在地的汉人子弟数人就读。

  张楷知事到任后,召集四区区长和一些头人商讨兴学办法。那个时代,民风未开的当地百姓不愿上学读书,尤其把上学认汉字读汉书视为苦差,情愿雇人代为上学。张楷因势利导,商定每区每月缴藏银五十元,县政府用此钱雇人读书。具体做法是,把收上来的这笔钱,变为上学学生的津贴,每月发粮一斗。用这个因地制宜的办法,招到学生六十余名,分为高级、初级两班。任先生记叙:“校地为县治之关帝庙,曾经培修,尚称合用,建设筹备员陈焕章为校长。教员悉由县署聘请,员额并足,教授合法。全体夷汉各生,皆识汉字,勉通汉语。中有数夷生,成绩反在汉生之上,此北道各县所未有也。”

  与此相映照,是寺庙众多,“瞻化每村有一喇嘛寺,全县共四十余座(小寺不计)”。

  瞻化一县此种情形,也可视为川边地区大多数改土归流后新设的那些县的大概情形。一些喇嘛寺实力强劲,孱弱的县政府更难控制。瞻化县知事张楷是一员能干官吏,到任后便能将十余年积欠的应缴粮税全部征齐,但还有一个叫大盖的地方,因有案件未了,不能清除积欠。

  这件案件,就与当地的大盖喇嘛寺有关。关于这个案件的情形,任乃强先生所著《西康札记》中有两篇文章与此案相关。一篇叫《瞻对娃凶杀案》,这个“娃”,不是我们寻常话语中的小孩子,而是什么地方人的意思。“瞻对娃”,就是瞻对人。另一篇叫《大盖夷禀》。

  大盖喇嘛寺是瞻化境内的第一大寺,寺中有一个叫乌金夺吉的大喇嘛,向来与住持该寺的喇嘛阿登赤乃关系不好。这个不服寺院住持的乌金夺吉喇嘛还有一个哥哥叫作阿噶,性情恶劣,一向横行乡里。此前,也在这大盖寺出家,后还俗,也经常到庙欺凌住持,寺院住持自然怀恨在心。某一日,大喇嘛正为信众摸顶赐福,突然同一寺院的二三十个喇嘛一拥而上,将其乱刀杀死。那时,阿噶和其母亲也正跪受其弟摸顶,不及反抗就被五花大绑,并被立刻枪决,其母亲也被囚禁起来。两兄弟死后,寺院不罢休,又派人远赴麦科牧场,将其另一个弟弟枪杀,并将三兄弟的财产牛马全部抄掠为寺院的财产。案件发生地,在上瞻总保的管辖范围。但到案发半月后,总保才向县署报告。张楷知事传案首阿登赤乃到县问讯,这位喇嘛拒不前来,反而上“夷禀”到县,历数阿噶兄弟多年横行不法的罪行,说自己这样做是为民除害,请求奖励。张楷不允,再传不到,只好派人到当地断案。这断案也不是按照民国法律,杀人偿命,而是照当地习惯性,赔偿“命价”,即杀一人命,赔多少钱。县署派员断案的结果是:“判放出家属,三人命价三千藏银,缴凶枪三支,县署外罚银一百秤。”喇嘛寺不服判决。县署便威胁要调兵镇伏。

  当此之时,任先生作为视察员正好到达瞻化,行经大盖喇嘛寺所在地方,他们把视察员也当成握有事权的政府官员,“该寺僧侣来诉:‘命价赔到千元一人,瞻对向来没这规矩’”。他们还向任先生又上了一道“夷禀”,以今人的眼光看来,就是一篇奇文,多谢任先生将其记录下来,让我们可以一窥那个时代奇异的风貌。

  该“夷禀”译为汉文是这样:

  “自赵帅(赵尔丰)到瞻化以来,各地杀死人命,命价高矮大小有例,阿色牛厂卡加家杀死七人,赔命价五秤,罚款一秤,以铜器作抵;拉日麻杀死六人,命价每人五秤,完全以铜器作抵;墨巴杀死热噜代本又要约共九人,每人赔命价四秤,完全以铜器货物作抵,罚款未缴分文;朱倭杀死七人,命价四秤,罚款五百元,以铜器货物作抵;马营长的兵杀死三人,罚款命价,每人三秤,均已货物作抵;前任张监督任内,杀毙土兵泽翁,命价二秤,以货物作抵;投李旅长的扎松工布被杀,又杀死家属老少五命,命价罚款分文未与;今监督任内,谷日杀死二人,命价罚款,分文未得;康立村日加马家杀死一人,带伤一人,命价罚款,分文未得;日须牛厂甲家儿子被杀,命价未赔。以上命案甚多,并未派兵去打。大盖喇嘛寺所杀原是匪人,为地方除害,不唯不奖赏,反要出兵来打,实不公平!”

  秤,藏银的一个计量单位,相当于藏银五十两。需要说明的是,藏银并不是真正的纯银,而是一种含有大量白铜的银铜合金,不及纯银值钱。

  从这“夷禀”中可以看出,不只当地人互相仇杀,政府军士兵也杀人。当地人互相仇杀,不能施以国法,以当地习惯方式处理还情有可原,但政府军士兵犯了命案,不依国法处理,那就难以理解了。瞻化的“化”,意思就是化野蛮为文明,结果去“化”别人的文明人,为了方便行事,却被野蛮所化。而且,政府军士兵处罚偏轻,所以“夷禀”中敢于大呼不公!

  不久,任先生又接到大盖寺所上的又一件“夷禀”,述说他们杀阿噶三兄弟是为地方除害的理由:

  “第一条,喇嘛乌金夺吉不该将茂古喇嘛郎卡独吉大马斫死。其在格拖喇嘛寺毒死坑博白马一喜,掌教喇嘛麦浪、札巴嘉恩兄弟,被他将鼻子割了,这几人一命抵一命。第二条,其兄阿噶在大盖寺当札巴时,麦科神庙及塔子被毁了,大盖寺会首为此罚了他四百八十元;又抢大盖寺会首七百元;竹庆寺会首泽翁等因闻阿噶要治死他,又送了五百元;又有老陕在寺,被他偷去麝香,房主被罚了一千多元;又抢去札巴阿泽四百元;又到东谷去抢人快枪一支,大盖喇嘛寺为此事赔了五百元;又抢劫宗堆坝马寺,又赔了一千八百元;又偷人麝香,喇嘛寺赔了二百元;初十又抢喇嘛寺会首名下二百四十六元;又欠铁棒喇嘛十一元。大盖寺阿噶偷人抢人欠账,共赔去七千七百元,应以家财作抵。第三条,此外甲该家阿噶弟兄所为不法之事,喇嘛寺已拿得有凭据者,凡有私造义兴茶票印版与私宰银元截抽中段之器具共二件。甲该家实系为非作歹之人。我们处死盗匪,不加奖励,反要处罚,请求委员大人做主!”

  此案件后来如何处置,未见记载。

  不久后,川藏之间,因为地方细故又发生激烈战事。战事初起,藏军节节胜利,瞻化一县又被藏军攻战,县府首脑张楷也被藏军俘虏,押往昌都关押。这案件恐怕也就不了了之。

  我不惮烦琐,抄录这些史料,自是因为这些材料可作民国初年瞻化一地社会状况的生动说明。更是因为,这样翔实细致的材料可以破除两种迷思。一种迷思是简单的进步决定论。认为社会历史进程中,必是文明战胜野蛮。所以,文明一来,野蛮社会立时如被扬汤化雪一般,立时土崩瓦解。再一种迷思,在近年来把藏区边地浪漫化为香格里拉的潮流中,把藏区认为是人人淡泊物欲,虔心向佛,而民风纯善的天堂。持这种迷思者,一种善良天真的,是见今日社会物欲横流,生活在别处,而对一个不存在的纯良世界心生向往;一种则是明知历史真实,而故意捏造虚伪幻象,是否别有用心,就要靠大家深思警醒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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